谎报病情者治疗费自理财政不为添乱行为埋单

谎报病情者治疗费自理:财政不为添乱行为埋单

河北唐山市3月13日发布公告,对境外入(返)唐人员刻意隐瞒接触史、旅居史,故意谎报病情或拒不执行疫情防控措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危险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本人一旦感染新冠肺炎,所有相关治疗费用由本人承担。

后来,朱德在陕北的窑洞里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回忆说:“我们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批正规的红军军装了……它们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亮,但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其好无比了。”

古田会议纪念馆文物室收藏了一套缀有红领章的灰色军装、一顶缀有红五星的军帽和一副绑腿布,这是红四军自创建以后第一次统一的服装。

一天,毛泽东来到草林镇召集群众开调查会的时候,问到了工农革命军执行纪律的情况,当地的群众都称赞革命军,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

对于疫情中的流动人员而言,最重要的义务就是如实申报健康状况和旅行记录,积极配合国家的疫情防治工作。而对于有意无意拒绝承担此类义务的人员,就该让其付出法律的代价,同时在经济上也只能自己兜底,以此避免再次发生“一人坏一城”事件,进一步巩固好当前的疫情防控成果。而这显然也符合分类管理、精准施策的疫情防控原则。

闽西乡村的冬天,天气寒冷。一天夜晚,冷风瑟瑟,毛泽东与往常一样提着一盏小马灯,来到特委工作人员居住的地方查铺。

也就是说,一方面,此次疫情中有关医疗费用的相关政策是国民待遇,所有患者都有资格享受;另一方面,公民享受相关待遇要以履行相应义务为前提。

杨冬冬笑了笑回答:“抗一抗也就过去了。”

上写“我们是红军第四军第二纵队第三支队第八大队士兵,驻扎在此数十天,多蒙蛟洋列位同志恩泽,招待我们比兄弟手足更好得多”,并赋诗一首。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首次入闽,长岭寨战斗大捷,红军进驻长汀。

最近几日,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形势稳中向好的发展,输入性病例逐渐成为防控重点任务之一。但陆续发生的几起境外返国人员瞒报事件,再次让一些地方严防死守、疫情“清零”的成果毁于一旦。在此语境下,唐山方面此次政策来得很及时,也很有必要。

1929年7月,到蛟洋的毛泽东特地抽空去红军医院看望医护人员和伤病员,注意到病房的一面木墙上写的诗歌,看后连连称赞。它记录下了红四军三打龙岩歼灭敌人的壮丽场面,对研究红四军三打龙岩城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又有人说:“还有啊,我家一大堆稻草借给革命军去摊铺,用过也都还了,可还回来的全是散的,遍地都是稻草,我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一把一把地捆好。”

在这场疫情中,公民既面临着风险,从而有权利获得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的专业服务与保障;另一方面,公民也应当成为疫情防控中的责任主体之一,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其中就包括如实报告健康状况,配合相关管理部门做好居家隔离等。

杨冬冬说:“分了,昨天我儿子参加了赤卫队,今天随队去执行任务,我把那床被子让他拿走了。”

一支伟大军队的涅槃之地

出发前,战士们按照要求,将用过的门板、稻草都归还给了群众,并把借住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故事要追溯到1927年,毛泽东针对当时官兵中执行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向全体官兵郑重地宣布了3条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很快,部队的作风有了很大的转变。

在疫情防控中,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免除个人医疗费用负担的政策,让广大患者消除了疾病经济后顾之忧,是一项对患者利好的医疗保障政策。

1929年6月红四军战士姜立生墨书墙板诗。

当毛泽东来到厨房时,炊事员杨冬冬正忙着准备第二天大家的早饭。毛泽东发现他的床铺上只放着一件田间劳作时防雨用的棕衣,便问杨冬冬:“晚上这么冷,你就盖这棕衣,能行吗?”

古田会议纪念馆陈列的浙南纵队政治部编印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连环画。王瑶 摄

1929年毛泽东在苏家坡时使用过的棉絮。

1929年10月下旬,毛泽东随闽西特委由上杭县城到苏家坡,继续领导闽西红色区域的革命斗争。

这些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1月24日,在遂川县城李家坪,他又向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这时,一位老汉提议,说:“工农革命军好是好,可是,他们借了我们的门板,还回来的不是原来的那一块,结果上不回去。因为各家的门板大小、新旧都不一样,害得我们找自家门板要找好几天。”

由于红军实行买卖公平的政策,不少商家很乐意为红军筹集军需物资。当时商店没有灰布,军需处就与染布坊联系,帮助把布匹染成灰色,然后将个体分散的裁缝和接收的服装厂组织起来,成立了红军临时被服厂。

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克了遂川县城,发动参加了当地农民的打土豪运动,并将打土豪得来的东西全部分给了贫苦农民,他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遵守纪律,深得群众的好评。寒冬腊月,天寒地冻,为了御寒,革命军战士分别从邻近几个村子的农民家里借来了门板和稻草摊地铺。

1929年6月下旬,红四军在上杭蛟洋“傅家祠”设立了“蛟洋红军医院”。这是闽西第一所红军医院,也是闽西规模最大、开办时间最长的红军医院之一。毛泽东对这所医院非常关心和重视,多次前往调查研究,并以它作为一个典型材料写进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毛泽东又问:“暴动时你没分得棉被?”

红四军自创建以来,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之中,无法大量生产军服。他们只能穿缴获的敌军军服和沿途打土豪得到的衣服,着装混乱,且大部分服装已很破旧。为便于作战和管理,统一部队服装显得十分必要。

疫情防控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事实上,不仅是境外返乡,所有瞒报、谎报个人旅居史、接触史的行为,都会给各地疫情防控带来极大隐患,也因此,只有让法律施威,才能让他们主动上报、积极隔离。

说完,毛泽东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抽出床上仅有的两条毛毯中的一条,亲手交给杨冬冬说:“这条毛毯就给你用吧,总比棕衣服暖和一点!”后来特委知道了这件事,特地又给毛泽东添上了一床棉絮,以免着寒受冻。

毛泽东听到这,握着杨冬冬的手:“是啊,现在我们的生活还很艰苦,可即使这么困难,人民群众也还这么热情支援红军,支持革命斗争,看来,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能成功!”

当时长汀县城手工作坊遍布城乡,红四军又筹集了一笔军饷,毛泽东就决定利用这笔军饷和长汀良好的缝纫、印染条件,赶制4000套红军统一的正规军装。

解放后,闽西特委委员,杨冬冬的邻居把这床棉絮捐赠给了古田会议纪念馆。

再次感受来自古田的精神力量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从此,红四军就穿着这套军装,开始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程……

木板上的文字,是1929年6月,在红四军三打龙岩城后,战士姜立生用毛笔写于上杭蛟洋红军医院木板墙上的。现收藏于古田会议纪念馆。

古田会议纪念馆陈列的军服。

实际上,我国对此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突发事件应对法》明确规定,个人违反本法规定,导致突发事件危害扩大,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也明确,有关单位和个人如有谎报,或者不配合调查、采样等工作的,要予以处罚或追究相关责任。

按理说,对于因旅游、商务等在出现疫情地区短期停留后返回的感染者,只要其如实申报了健康状况,也应当享有相关医疗费用的待遇。但对于如郭某鹏者,不仅破坏当地抗疫成果,还涉嫌犯罪,如果还让公共财政为其行为买单,显然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也是有失公平。

□鲁全(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后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了“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并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特意增加了两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此诞生。